开云体育:浙江队不畏强手，信心百倍备战下一盘大棋

　　台湾光复，各派力量纷纷登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湾结束50年的日本占领时期，重新并入中华民国版图

　　台湾民众庆祝台湾光复

　　1945年10月17日，国民革命军七十军在台湾基隆登陆，并进入台北市，满怀期望的三十万民众砌成人墙夹道欢呼热烈迎接。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民国政府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在台北接受台湾日本总督兼司令安藤利吉的投降。

　　受降仪式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立即计划派遣台籍干部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准备在台湾恢复建立党组织。

　　1946年4月，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邀请地下党员胡允恭赴台，担任台湾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同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委任其为驻台“掩权特派员”

　　1946年7月，中共华东局派遣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等人潜入台湾组成台湾省工委，领导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刚刚光复的台湾，就迅速的成为各派力量角逐场。

　　光复后的台湾大环境

　　台湾产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战后台湾农业产值只有1937年的49％，工业产值则不到33％。此外学校、商店、工厂、医院、铁路、发电厂等建设也受到战火严重破坏，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归还在台湾发行的各种债券，使台湾民众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这样的环境下，台湾民众对日本政府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并对回归中华民国，抱有相当的期望。

　　1946年11月9日，台湾地区进行了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这是台湾人首次享受到一人一票的选举权。

　　然而，台湾地区局势的发展，并没有满足台湾民众的期望，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所作所为，反而让台湾民众蒙受了重大的灾难。

　　行政长官陈仪的倒行逆施

　　陈仪，早年曾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后在军阀孙传芳手下担任师长，北伐战争时期投奔北伐军，1934年出任福建省主席，1935年到台湾考察，著有《台湾考察报告》，是国民政府中少有的对台湾，日本均有了解的官员。1944年，陈仪出任“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出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文中确立了接管台湾中实行确保台湾民众“政治有能，人民有权”，“增加生产，提高生活”的方针，并且对下一步在台湾实行各级选举，实现民主政治，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和方案。陈仪的这一报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批准，并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为避免其他外行官吏掣肘，同时授予陈仪独断权和制定临时性政策法规的权利。也正是这个报告，使台湾民众对陈仪抱有很大的期望。

　　台湾行政长官 陈仪

　　然而，陈仪赴台后以此计划不切实际为由，没有实施，而是制定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

　　台币

　　经济上，陈仪在台湾大量印制钞票应付财政支出，并将台湾的米、布、盐、糖等民生物资大量运往大陆，并强行征粮，造成台湾的粮食短缺、物价飞涨，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短短一年多台北市零售米价涨了四百倍，以致各地发生抢米潮。陈仪上任第一年，刑事案件较前一年增加了二十八倍。由于物资的短缺与人祸，1946台湾的生产指数竟然不及1944年的一半，台湾的生产陷入停顿，台湾人民的生活较日治时代更加困苦。同时，陈仪将战后日本人留下的两百三十七家公私企业以及六百多个单位，通通纳入由行政长官公署各处局设置的二十七家公司来经营；另一方面又实行统制经济政策。规定米、盐、糖、煤油等民生产品，由官方统一定价收购。对烟、酒、火柴等物品的专卖加强限制。凭借公权力排挤民营公司与民争利，限制民间经济活动，不仅扼杀民间工商企业界的商机，又经由贸易局从中垄断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及配销管道，造成大量民众失业。政府官员本身却经由台湾省贸易局（与台湾省专卖局并列台湾两大统制经济机关），以官商勾结，或亦官亦商的行径，私自从中获取暴利，统制所得绝大部分纳入官员的私囊，使台湾的经济命脉遭受到近乎全面性的垄断与掠夺，导致民不聊生。许多公共建筑、学校的设备，以及工厂的生产机具被军人洗劫一空，拆卸后以低价卖往上海谋利，造成工厂无法生产而关门，以及工人失业。原本期待结束殖民控制的台湾人，不满国民政府延续日本的殖民治理方式压榨台湾人民的生机，并且变本加厉。

　　政治上，陈仪本人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以台湾民众深受“奴化”教育，日语说的比汉语好为由，对台湾民众实行歧视性政策，重要职位几由外省人控制，长官公署的九个重要处会十八位正副处长中，只有一位副处长是台湾本省人。十七位县市长中，仅有四名本省人，且均为自重庆返台的“半山仔”，并不受台湾民众欢迎。此外，“同工而不同酬”的待遇，以及台湾民众不易谋得公家机构职务，造成当时的台湾民众无论在政治权力、经济、社会，以及工作职位等各方面均受到其刻意的不公平对待，此种差别待遇不仅造成台湾民众处处吃亏、加深双方的隔阂，也使得台湾民众十分不满。

　　同时，上行下效，陈仪的歧视性政策也直接影响到了下级官吏和军人的言行，乘车不付钱、吃饭不付钱、低价强买、仗势赊借，乃至偷窃、抢劫、诈欺、开枪伤人、奸污妇女、与民众之间的大小冲突不断，也使得台湾民众越来越轻蔑与敌视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情绪日益严重。

　　台湾的局势日益紧张，1946年12月，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在其台湾情势报告中，已预测台湾将随时发生动乱。

　　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武器禁运刚刚开始，国军依靠库存物资供应尚充裕，而解放军由于尚未有效整合满洲国军等力量，苏联和朝鲜的援助尚未到达，在国军的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丢失大片土地。针对这一不利局面，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发动了一系列学生运动，尤其是1946年12月24日发生的沈崇事件，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最终成功迫使美军撤离中国大陆。

　　本着成功的经验，1947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台湾省工委，在台湾发动大规模示威行动。(2月，周总理还亲自批示在国统区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并与5月份发动成功)面对这一切事态，陈仪继续保持政策上绝不松动的立场，对于台湾名流的请愿，陈情一律采取敷衍和打压的态度。

　　爆发的一天

　　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没收贩卖私烟的民妇货物和钱财，并将民妇打伤，引起公愤，遭民众围堵，稽查员慌乱中开枪示警，打死路边无辜者。民众抗议未获解决，28日，积怨已深的市民群体展开罢工、罢市。民众冲进查缉员所任职的专卖局分局将专卖局内堆存的香烟、酒类等物搬出并予以焚毁。下午民众集结于长官公署门口示威请愿，又遭公署卫兵无预警开枪射击，使得民众的情绪更为愤慨。局势急遽恶化 。

　　经商的外省人、公务员及其眷属、来台旅行者都受到报复。一些商店、车辆亦被捣毁焚烧。2月28日下午五时许，新台百货公司亦被捣毁焚烧。一些不明身份者，持大棒对外省人则殴打或焚毁车辆。在本町、台北车站、台北公园、荣町、永乐町、太平町、万华等地，均有不少外省人无端挨打。当天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有些被木棍打成瘫痪。

　　至此，228事件全面爆发

　　各派的应对策略

　　经由行政长官陈仪同意，台北与台湾各县市的各级民意代表及社会名流纷纷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在台湾各地成立分会，进行整合民意、维持秩序，并和行政长官陈仪展开协商谈判，提出逮捕贪官污吏、废止行政长官公署、实施自治；在行政、司法、军事各方面起用台湾人等要求。然而陈仪根本没有谈判诚意，断然拒绝处理委员会的要求，并于3月10日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2月28日晚上，陈仪制定反间计划，组建忠义服务队，招募黑道人士，烧杀掳掠，烧毁外省人商店、殴打外省人，全面激化矛盾，一方面让民众丧失和平解决的信心，一方面制造派兵镇压的借口。“台北二十二处流氓首领及部分学生进行反间工作，且台中、台南、高雄、花莲各地亦如法进行，收效宏大”。

　　陈仪的行动使冲突规模迅速扩大，各派力量相继登场，3月2日 ，中共台湾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组织以旧日本军人为主体的暴动队伍，攻占嘉义市政府和警察局，夺取大量武器，3月4日，又攻占当地国军兵营。3月2日，台湾共产党创始人谢雪红，在台中领导老台共人员发动暴动，攻占台中市各政府机关，全面占领台中市。并在台中召开市民大会，3月7日，台湾共产党人吴凤乡在阿里山对国军发起进攻，国军寡不敌众，被迫炸毁弹药库撤退。随后，中共台湾工委和台湾共产党所属的部队联合组成“二七部队”进一步发起对周边地区的进攻 ，二七部队是二二八事件当时，规模最大、维持最久的反抗势力组织。

　　与此同时，台湾独立运动人士和旧日本军人也在台湾其他地区相继暴动，3月2日起，来自台北与台南的人士进入高雄，攻击多处政府机关及部分外省人，并控制市政府。组织高雄第一中学（今高雄中学）的学生组成自卫队。3月5日 ，高雄市参议会号召全民暴动，暴动者持机关枪占领高雄市警察局和全部市政机关，并 包围高雄要塞司令部。3月6日，暴动者向国军高雄要塞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国军交出武器投降。

　　要塞国军300多人冲出要塞反击，双方在高雄市展开巷战，当日，国军夺回市政府，高雄暴动者被全部击溃。几天之内，暴动者夺走各地军警的武器达四千枝以上，地方政府却已失去控制情况能力，此时，国军在台湾全境仅有5251人，兵力严重不足。

　　3月2日暴动爆发后，陈仪“似尚未深悉事态之严重，犹粉饰太平“。直到3月5日，在隐瞒了3天之后，行政长官陈仪向国民政府请求派兵镇压，但是在报告中，陈仪对事件的起因进行隐瞒，称此次事件是由于台湾民众受到日本奴化教育遗毒，受共产党思想影响，产生“有组织叛乱行为”、“独立等叛国”、“对于奸党乱徒须以武力消灭”、“有政治欲望之人士，高唱大台湾主义，冀达台人治台之目的”。同时，陈仪对事件的规模形势继续隐瞒。

　　直至3月7日，蒋介石才从各方反馈的信息中逐步了解到事件的真相，但此时暴动规模已经完全扩大化，以致蒋介石多次怒斥陈仪“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不自知其短缺使余处理为难。”，3月8日，蒋介石决定增兵台湾，同时制定了“怀柔以稳”的策略，并给陈仪写下亲笔手谕，要求“不可报复”，“从宽处理”。指示“政治上可退让,军事要求不得接受”。然而，陈仪把这一切又当了耳边风。

　　70 军

　　增援部队到达后，陈仪立即采取了全面的报复行动，部队肃清街头，沿路实施密集射击，进行南北夹抄，台湾全岛陷入血腥，各县市反抗国军的势力迅速溃败。非但如此，陈仪对许多本省籍的菁英，包括“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员，都大开杀戒,甚至滥杀无辜，许多民意代表、教授、医师、律师、作家、记者遇害。3月17日白崇禧奉令来台宣抚巡按调查，严批陈仪，下令停止滥杀，强调和平宽大的方针处理。然而陈仪又于3月26日，发布“为实施清乡告全省民众书”，展开“清乡”活动，在各地滥捕滥杀，受害情况持续扩大。在整个镇压活动中，除谢雪红，张志忠领导“二七部队”有较长时间抵抗外，其他各地几无战斗发生。

　　现场

　　1947年3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应该立即成立军务局,把广大的劳动人民武装起来...解放区战场再打几个胜仗,蒋介石的兵力将更感不足,对于台胞的压力不久就会减轻…中国共产党人热烈赞扬台胞的英勇奋斗，而且预祝台胞的光荣胜利！

　　应该说，228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牵制国民政府军队向中共控制的解放区进攻的步伐。

　　3月22日，陈仪被国民政府撤职。5月11日，陈仪返回大陆。

　　尽管受到了228事件的严重影响，台湾地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仍然在1947年如期进行。

　　但是228事件，使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产生了难以跨越的鸿沟，两个族群的对立持续几十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消除。

　　后记

　　1949年2月，陈仪中共地下 工作者的身份暴露，旋即被捕

　　1950年6月18日，陈仪于台北深坑被秘密枪决，行刑时，陈仪大义凛然，面不改色，对行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直呼：“人死，精神不死”。

　　行刑当日，台湾民众误以为会在马场町处决，2万多人聚集马场町刑场，群情激奋。

　　1980年6月9日，中共中央追认陈仪先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陈仪死后，骨灰埋于今新北市五股区，立碑曰：“陈公退素之墓”。其墓园的位置曝光后，有时遭人喷漆破坏，2013年更被发现墓碑与骨灰已失踪。

　　陈仪墓

　　胡允恭与陈仪

　　胡允恭，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与叶挺一起去福建联络十九路军反蒋，福建事变爆发后，担任新成立的兴泉省任公安局长。

　　1937年再度赴福建，深得陈仪赏识，先后委任胡允恭为明溪、泰宁、同安、福安等县县长，后应叶挺邀请赴安徽，通过关系出任怀宁县长。利用县长身份为新四军提供大量情报，有力帮助了新四军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击。后事情败露，遭国民党通缉，只好返回福建陈仪处，继续为党工作。

　　1946年4月，陈仪委任其担任台湾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同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委任其为驻台“掩权特派员”。同时陈仪发给其特别通行证，方便其在台湾全省开展工作。

　　1947年3月，“二二八”事件后回到上海。及时地把台湾民众“二二八”起义的详情写成《台湾真相》一文，发表在党的地下刊物《文萃》上。

　　1948年8月6日，陈仪受汤恩伯的推荐，被委任为浙江省政府主席。胡允恭立即赶往浙江与陈仪取得联系，11月，陈仪赶走保密局特务毛森，释放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随后，二人全力阻挠国军在浙江布防，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事宜。1月27日，陈仪派自己的外甥策反汤恩伯，要求汤恩伯让出长江防线，汤恩伯随即将此事密告蒋介石，2月21日，陈仪被捕。胡允恭逃走。

　　毛森

　　1951年，胡允恭被终止党籍，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逃过，成为名副其实的老运动员，1983年平反，1991年去世。

　　“台独之母”谢雪红

　　谢雪红，女，汉族，台湾彰化人，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1927年12月回国。

　　1928年在上海参加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参与制定了台湾共产党“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台湾独立”三大主张。

　　1929年，日本共产党瓦解，共产国际有意让中国共产党领导台湾共产党，遭谢雪红坚决抵制，台共分裂。

　　1946年，中共华东局派遣蔡孝乾等人潜入台湾组成台湾省工委，广招过去的台湾共产党（旧台共）成员，谢雪红与其合作但拒绝参加。

　　蔡孝乾

　　二二八事件后，谢雪红赴香港，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谢雪红

　　解放后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后遭长期批斗，1970年11月5日，谢雪红因患肺癌病死在医院的走道上。被台湾民进党、台联党誉为“高度民族自决的先锋”“台独之母”

　　谢雪红遭批斗

　　二七部队

　　3月2日，谢雪红在台中市举行“市民大会”。呼吁市民暴动。3月3日，谢雪红在台中市参议会组成“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组织“人民大队”，简称“民军”。民军的队伍计有彰化队、大甲队、丰原队、东势队、埔里队、员林队、田中队、太平队、独立治安队等等。3月3日民军与国军展开激烈枪战。国军部队于当日晚间十时许缴械投降。至3月4日，民军共攻取台中市政府、台中市警察局、台中县警察局、台中市宪兵队、台中团管区司令部、台中军械库六处、台中广播电台、台中电信局、专卖局台中分局等重要机构。3月4日上午10时，台中水湳“空军三厂”（第三飞机制造厂）亦与民军谈和并交出武器，此时台中市区以及近郊悉数为民军控制。3月6日，作战本部将在地八部队，及四百余名青年、学生，与二战后退伍的台籍日本兵等改组为“二七部队”，

　　3月6日下午，二七部队的埔里队成功逮捕以蔡志昌为首的军统特务份子四十多名。3月7日，二七部队正式成军，并驻扎于台中“干城营区”、进驻干城营房。3月8日，二七部队驰援嘉义的战斗。3月12日，二七部队得知国军大批增援部队逼近台中的消息，考量自身实力有限，部队转往南投埔里，并改称“台湾民主联军”。二二八事件期间，二七部队除攻占台中各政府机关之外，亦武装支援嘉义、南投民众反抗国军的战斗。

　　3月13日至3月16日，二七部队多次与国军激战，并在“乌牛栏之役”重创国军。不久后因当地原住民不支持游击作战，民军孤立无援又无法与他处队伍联系，加上弹药用罄，于3月16日晚间自行解散。